怀念，在先生远行以后

何清

没想到我是以那样一种方式与贾植芳先生告别的。我在那天中午突然地起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想第二天到上海去看望贾植芳先生，没成想这一去竟然是与先生所见的最后一面——就在我去的那天下午，先生和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永别了！从此，阴阳两隔。望着先生瘦小的背影消失在另一个陌生的世界，想着先生此去一路少不了会遇到各色的魑魅魍魉，定然不会太平，想着那个冰冷的世界的黑暗，想着先生的孤独和无助，不禁悲从中来。可又想先生一辈子浩气正声地活着，是经历过大悲苦大劫难的煎熬和洗礼的，寻常的鬼魅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先生在世时的热肠和侠义，经常是盈门宾客，有朋四海，到了那里，定然也会有温暖的随行和情义的援助。即便这样想，在先生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无法面对先生已经不在了的现实。
  今年的四月二十四日是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日子，郁积于胸的怀念绵长醇厚，成为先生远行后时时泛起的回味和遥想。当我翻阅着这本新近出版的《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时，先生的音容笑貌竟是那样清晰地重现于眼前。尽管这些文字在过去先生健在的时候陆陆续续都曾读过，但在先生远行后的重读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曾多次在先生的书房兼客厅中听他讲他的家庭，他的人生，以及跟他发生过关联的枝蔓丛生的历史，如今只能在静静地阅读中浮现那些与先生相处时的温暖的情景了。
  贾植芳先生时常为人所乐道的名言就是：“把‘人’字写端正！”他的一生就是用行动和生命诠释“端正的‘人’字”的一生。《回忆录》由“且说说我自己”、“狱里狱外”、“我的三朋五友”三部分组成，所选篇目基本涵盖了先生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说己论人，风骨毕现。第一部分的文字可以说是先生对人生的概述，涉及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学习与生活、个人与文学的关系，诸如《我的第一篇小说》、《我的写作生涯》、《怀念丸善书店》、《上海是个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一个老年人的自述》、《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哭亡妻任敏》这些篇章，从一个热血青年写到耄耋老人，这里有青春的叛逆，有与文学的结缘，有温馨的怀念，也有感人至深的大痛之言。先生生命的足迹，就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个人被历史裹挟着走过崎岖不平的道路，但从没听先生抱怨过，那是他一生的选择，虽九死其犹未悔！

“狱里狱外”，先生曾以此概括自己的人生。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他曾先后四度入狱：1935年在北平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首度被捕；1945年在徐州从事日本人的策反工作被日伪特高科逮捕；1948年在上海因文贾祸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抓入大牢；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开始了长达25年的监狱及劳改生涯。这样的经历听起来颇有些传奇色彩，但它绝非想象的虚构，更不是浪漫的革命故事的演绎，而是一个追求真理，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爱国知识分子苦难人生的真切履历。先生说他的一生就是：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狱里”似乎是归宿，“狱外”倒像是过渡。细想起来，先生此言饱含了他难以尽述的屈辱和痛苦，也证明着他不屈地抗争和坚执的忍耐。他的人生的黄金时段基本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在专制和强权的时代里以自己受难的方式见证着社会的症候和人的表现。回忆录中选取了先生关于后两次入狱的文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对于监狱乃至社会的感知、体验和认识。《在亚尔培路二号》详尽地叙述了先生在1948年被捕入狱的缘起和狱中生活，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专制黑暗，特务的无法无天，从肉体折磨到精神摧残的残酷暴行，提供了一份亲历亲见者的确凿的证词。人们借以知道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监狱里是怎么酷刑逼供，怎么诱民入罪，怎么践踏人的尊严，怎么随意剥夺人的自由和权利。也把监狱这样一个特殊社会环境里的人性表现记录在案，人性与兽性，清晰地表演在监狱这个独特的舞台上。“人的斗争”是知识分子为了反抗黑暗的恶势力而进行的意志力的较量，追求精神的独立，以不屈的姿态留下了“人的证据”。
  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几年是贾植芳先生生活相对比较安定的时段，革故鼎新的社会变迁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怀揣希望的激情投身于火热的时代，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有自己的参与、努力和奋斗在里面，以胜利者自居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确认，并非趋势攀附的沾光，这也就不难理解新中国刚一成立胡风就作了《时间开始了》的长诗，以豪迈的政治热情为革命的胜利献上了一首由衷的颂歌。但50年代又是一个重新确立社会秩序和文化规范的时代，各种文学力量被规范整合后置于新的体制框架内，“一体化”的要求终于使文学在政治面前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然而胡风在当时的语境中无疑是个异数，这位诞生于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左翼文学理论家，坚持“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自觉地继承鲁迅开创的现实战斗精神，对蕴涵于大众中的“精神奴役创伤”进行批判。他的观点和认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艺思想产生严重的差异和分歧，最终上升为政治问题被强加上“反革命集团”的罪名予以镇压。贾植芳先生因与胡风的关系而被目为该集团的“骨干分子”遭到逮捕，成了这个冤案二十多年沉冤的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在《狱中沉思：我与胡风》中说：“我之所以成为这个人为认定的‘集团’的‘骨干’，完全是我与胡风之间的、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友谊关系。我与胡风的感情，主要是出于友谊以及对朋友忠诚这一古老的中国人的为人道德。”他还在《乍暖还寒时候》一文中也说过，他尊重的是胡风正直的人格力量，是与胡风几十年来生死相连的友谊，铭记于心的是胡风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是朋友就不应该背叛，对那些“卖友求荣”毫无操守可言的趋炎附势之徒表达了他的不齿。其实，在当时的情势下，要想划清界限也是件很容易的事，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反戈一击者大有人在，更何况趋利避害是人的常性，待时过境迁之后，可以用身不由己，形势所迫敷衍而过，无需悔过，更不必担责。惟其如此，巴金先生晚年的《随想录》所表达的一个“忏悔的人”的哀痛和自责才显得那么空谷足音般弥足珍贵。贾植芳先生选择了对朋友的忠诚，也就意味着要兑现隐含其中的心灵的期许，就必须承担“有难同当”风险，绝不屈于淫威而出卖灵魂，而是以灵魂的受难来证明人格的操守和道德的品质。他漫长的监狱人生，劳改役使，将一颗没有奴颜和媚骨的铁骨铮铮的精神的头颅高高扬起，终成为检验那个时代的某种精神标尺。
  先生不屈的精神成为一种人格风范，但它负载了太多的苦难、屈辱和痛苦，这之中还包含了他的妻子为他承担的苦痛和折磨。他在《做知识分子的老婆》一文中回忆了妻子任敏为他所累而坐牢和流放青海的苦难历程。在先生眼里，任敏师母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她用超凡的忍耐接受并默默承担着因先生而起的命运的不公，尽管这并不是先生的错。她选择做了知识分子的老婆，要承担的东西很多，包括物质的清贫和精神的动荡，不可能有安稳的小日子，受苦、受累、受难，为他思想的不安分所累。担惊受怕，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可以想见，就这样一路走来的险途，岂是几个简短的词语所能涵盖的了的？这里面有局外人难以想象的苦与痛，恐怕就连先生也未必确知究竟，如一个女性被发配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孤独无助无告的处境下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心力去面对？需要忍受多少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师母是有文化的女性，她把自己的遭遇写成了《流放手记》，尽管记录的是一个侧面，但却是对灾难性的历史事件的有力补充。胡风妻子梅志也写下了《我陪胡风坐牢》，这些文字都是一个历经苦难的“知识分子老婆”的记述，她们不是被视为“异端”的思想的制造者，却是这种思想者的妻子，牵连之深不言而喻。想到那年师母去世的追悼现场，先生对师母深深地跪谢，令所有在场者动容不已。这一跪之中表达的是先生对妻子在风雨人生中对自己的追随、扶持、理解和给予的爱的温暖的谢意，也有先生为自己带给妻子苦难的内疚。无论是“狱里”还是“狱外”，先生与师母始终不离不弃，风雨相随。
  一个自称是“社会中人”的知识分子，自然少不了“三朋五友”，可从那些先生回忆的对象来看，也多是些“道上”的朋友，集中在学校中、出版界、文化界，都是以“知识分子”为范畴的认同。先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在那些相识相交的友朋之中，有患难与共的文友兄弟胡风、路翎，有曾经共事复旦的余上沅、林同济，有所谓“托派分子”长者郑超麟，有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开创者乡党王瑶，有受先生牵连的学生、美学家施昌东，有编辑家尚丁，还有相识于不同时期的作家巴金、萧军、陈瘦竹、戴厚英，以及诗人公木、覃子豪等等，这些名字大都与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关联深切，贾植芳先生的关于他们的忆旧性的文字中，或赞赏其学识，或欣赏其风骨，或追怀其友情，言语之间，知人论世，极富洞见，先生在对“历史中的人”的叙述中也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冷热性情和看取人世的眼光凸现了出来。
  由于贾植芳先生特殊的人生经历的缘故，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关于苦难与人格的话题，而他作为一个著名教授、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方面所做的贡献反而被遮蔽了。他从一个曾经著名的“七月派”作家到大学教授，在荆棘密布险象环生的现实途路中完成了人生的转折和定位。对此，他说：“我成了一名身为教授的职业者，但我不是科班出身的书斋学者，我是在时代风浪中奔波的知识分子。教书育人，这是我一辈子颇感欣慰的大事。”其实，于先生而言，作为教授、学者是其人生角色里扮演时间最长的身份标志，相应的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是本分也是责任，他常说做人是第一位的，如果人品不好，学问也好不到哪里。这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强调的“道德文章”是有相关之处的，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无疑会提升问学的层次和学术的水平。因此，先生的育人常常是以不拘泥于形式的方式完成着潜移默化的浸染，学生们既润泽了知识的光辉，又感受了人格的魅力。先生之学从煌煌四卷本的《贾植芳文集》中便可得以明证。正如陈思和老师在《〈贾植芳纪念集〉编后》一文中所总结的：“您从64岁到92岁，继续笔耕大量文字，是学术研究论文和演讲、提携后进的序跋书信、以及您作为历史见证的回忆录和散文，这还不包括您主编、编译、策划的大量资料文献。后者的文字数量大大超过了前者，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广宽，创作发展成了惊心动魄的回忆录，翻译演变成中外文学比较的研究，文学批评成为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和资料汇编。”
  贾植芳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活得还像个人。”这本《我的人生档案》就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大写“人”字是如何完成的，一撇一捺，先生都是背负着巨大的苦难的“书写”，“人”的站立，是先生高贵的精神的站立，他在有形之中灌注了正直不屈的灵魂，所以写得端正。一个疏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疏离于政治权力中心的知识分子，如何在体制严统的环境里保持独立的精神品格，维护人格的尊严，这是一个无法轻言的问题。贾植芳先生用了一生的行动来回答，答案是沉甸甸的，而答题的过程更是九死一生的艰难，按先生的话说，如同孙悟空西天取经，须经“八十一难”方得正果。记得高尔基在《不合适宜的思想》中说过：“我们不应该忘记‘纯粹’的真相，因为它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意识的最明亮的火花；这种真相的存在，是人对自己提出崇高的道德要求的证明。”就此而言，贾植芳先生的“人生档案”无疑具有这样的意义。
   注：该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7日；2010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人物研究栏”和“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2013年收入陈思和、王德威主编的《史料与阐释》（2011卷合刊本）
    本文作者何清，1987～1997期间在张掖师专（今河西学院）中文系任教。现为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人文学院教授。